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近日推出《关于辩护律师旁听讯问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可请求其辩护律师旁听。据报道，这一举措在北京市检察机关中尚属首次。有乐观的网友看了新闻后兴奋地跟帖表示，以后咱中国人也能对警察说“不”了：“在我的律师没来之前，我什么也不会讲的。”

　　毫无疑问，嫌疑人接受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是个“好东西”。有律师的在场，讯问的密闭空间将透过律师的眼睛向外界打开一扇窗，法治的阳光才能照进“刑讯”这一黑洞。有律师的在场，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才可以通过律师的帮助充分行使，不因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失去行使的管道。可以说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只有依赖律师的在场才有其实质意义。

　　更为重要的是，作为外部监督机制，律师的“在场权”能够承担将监督程序化和正当化的使命，从而使这一他律机制具备了普适性的可能。但这些美好的意义，以及这项业已经世界上多数法治国家反复证明了的好制度，要想得到公权力机关的认同，并不容易。由检察机关独家发布一份“内部规程”来自缚手脚，更是有违常识——权力总是自我膨胀、而非自我限制。今天检察机关可以授予某部分嫌疑人以律师在场权，明天也可以收回这种“授权”。

　　这并不是对公权力机关的“有罪推定”，而是事实使然。在中国当下的刑事司法中，并非没有“在场权”，但却不是警察讯问时的“律师在场权”，而是本末倒置的“警察在场权”——当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时，警察就站在律师的身边虎视眈眈。履行会见职责的律师，全都成了“伪证罪”的嫌疑人。

　　警官如此“在场”，检察官亦如此。2004年2月20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《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》，其中第4条就规定，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，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工作需要决定是否派员在场。这里的“工作需要”，除了防止律师教唆嫌疑人作“伪证”外，恐怕更大的原因还在于，防止嫌疑人从律师那里学会了“合法对抗权”，从而给案件的侦破带来难度。

　　法学界对“律师在场权”的呼吁，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。尤其是自杜培武案以来，这种呼声日益高涨，也在舆论和民间凝聚了越来越多的共识。但可惜，这种善意的制度改良观，在公权力那边，总是缺乏有诚意的回应。2007年8月的一次研讨会上，公安部一位官员就直指“规定律师在场制度，目前条件还不成熟”。该官员认为，如果规定律师在场，犯罪嫌疑人就可能有恃无恐，拒绝与侦查机关合作，拒不提供案件情况，许多案件的侦查工作将受到很大影响，难以进行下去。

　　应当说，公安部官员的预断不无道理。但因为有了“律师在场权”，侦查工作就“难以进行下去”，还得追问公安机关的侦查理念与侦查水平。当今世界，已经不是那个“口供为王”的时代了，侦查机关理应学会在常态化的“零口供”下，运用物证和其他证据来侦破案件。过度依赖口供必然导致刑讯。拒绝律师在场，实则就是在为掩盖刑讯提供制度保障。

　　也因此，尽管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启动“律师在场权”的司法试验值得我们敬佩，但我们又必须看到，这种道德自觉并不具备推而广之的条件。体制内的一个亮点，绝不应成为公共舆论懈怠的理由。“律师在场权”无差别地走进刑事司法，还得靠舆论和民意代表们继续推动。《刑事诉讼法》的新一轮大修在即，这将是近在眼前的，也是最关键的“律师在场权”入法的契机。